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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台与笔、墨、纸是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砚刻就是在砚石上所进行的精致雕刻。艺人们利用特殊的石料，采用传统的砖刻、石雕手法，因材施艺，雕刻成各种形状、绚丽多姿的砚台。砚台制作工艺较为复杂，工序繁多，主要有采石、维料、制璞、雕刻、配盒、打磨、上蜡等等工艺过程，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收藏价值和人文历史价值。
常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诗、画、印、琴、藏书等方面形成了虞山派，名闻遐迩，而常熟的砚刻工艺作为与虞山印派密切相连的艺术形式也光辉闪耀。
常熟藏砚、砚刻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元代缪贞藏述古图砚到明清各朝文人藏砚、刻砚，如孙原湘、钱陆灿、翁同龢、杨晋、杨沂孙、萧蜕等。再到晚清沈汝瑾毕生刻砚、藏砚，直至赵古泥为沈氏数百方砚石刻砚铭。而后，民国常熟县王市镇人陈端友，融合中国绘画传统技巧、章法于刻砚艺术，模仿自然形象，并能别出心意，成为现代制砚巨擘，开创了现代上海砚刻的写实流派，史称“海派砚雕”。
以陈端友为代表的砚刻工艺在常熟本地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常熟吴市镇人王介玉，刻砚整整有三十多年，他以同乡艺术大师陈端友为表率，严格按照陈端友的艺术构思来选材造型，遵循其刀法、磨工，逐步谙其精髓，得其神韵，以致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境地。王介玉留存之砚有近200方，其中有140多方由其亲手制作，其中仿制陈端友系列作品20多方，其中包括卣池砚、蕉叶砚、太平有象砚等。可以说王介玉刻砚是对陈端友刻砚的继承和发扬。
常熟博物馆藏有近70方砚台，上至汉、六朝，下至民国、近代，不少为砚中珍品，如沈石友藏六朝砖砚、孙原湘铭蕉叶白端砚等。其中多由常熟收藏家收藏或制作，展示了常熟砚刻技艺的杰出成就。它们将与陈端友砚刻作品、王介玉先生藏砚、刻砚，一同作为常熟砚刻工艺的历史见证，永世传承。
（二）历史渊源
提起砚台恐怕人人皆知，自古以来就有“武士爱剑，文人爱砚”的说法。宋代苏轼为了得到心仪的砚，不惜以家传宝剑作为交换。而米芾更是爱砚成癖，常怀抱入睡。由此可见砚的魅力和魔力。
常熟的砚雕最早从何而起？常熟虽有虞山，然并不盛产砚石。要想追溯常熟砚刻技艺的历史就不能不从常熟的地理、历史人文环境、虞山印派、常熟收藏、常熟的手工技艺以及苏州砚雕、海上砚雕等说起。
常熟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物阜民丰、岁岁常熟。早在5000多年前，就有先民在此活动。因此常熟可谓人文蔚起，才俊辈出，流派纷呈。人文荟萃的江南富庶之地，孕育了常熟独特的文化魅力，同时为常熟人在手工技艺上的飞跃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常熟的砚刻工艺是苏州砚雕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州砚雕青史留名，清代出现了制砚能手如苏州顾二娘、江南王岫筠、黄宗炎等。吴门顾道人、顾二娘、顾公望四代皆为砚雕高手，顾二娘当时制作的砚台，被文人称为“近代第一”，名重一时。
常熟砚刻与虞山印派是密不可分的。虞山印派其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元代缪贞，明代以戈汕为最著。清初，以邑人沈龢、林皋、王瑾为代表，师承吴门派，兼取徽派之长，开创一代印风，形成虞山印派，清代乾隆年间愈趋成熟。虞山印派的杰出成就在常熟砚刻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常熟的刻印工艺与常熟的砚刻工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常熟素有“东南收藏半壁江山”之誉，常熟人爱收藏，虞山派藏书、刻书闻名海内外。常熟人不仅藏书，在文物收藏等方面也是闻名遐迩，藏砚即为其中一例。常熟博物馆目前收藏砚台70余方，上至西晋（熊砚）汉、六朝、宋代（早期宋代相对较多），下至明、清、民国、近代（清代较多），其中不少为砚中珍品。刻砚铭或者制砚者包括徐鎏、钱陆灿、高南村、汤雨生、王留村、陈蒙谷、吴三锡、瞿简、吴宽、孙原湘、金俊明等。其中孙原湘、钱陆灿等为常熟本地文人大家，金俊明、汤雨生、吴三锡等为苏州地区文人。由此可知常熟藏砚、刻砚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汉、西晋、六朝至宋代，而在元明清时期得到迅速发展。《苏州府志•常熟县志》载，元代缪贞（字仲素，号乌目山樵，江苏常熟人），好古博识，善篆、隶、真、行书，兼工八分、小篆，正书尤高古。性嗜古，购藏三代、汉、唐器物。尝得绍兴邵谔所进述古图圆砚，因以述古名堂。清代常熟杨晋、钱陆灿、孙原湘、翁同龢、萧蜕等均曾为砚题写砚铭。在近世藏砚名家中，三个人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徐世昌，沈汝瑾，许修直。其中沈汝瑾即是常熟人。沈汝瑾（1858-1917），字公周，号石友，别署钝居士，江苏常熟诸生。工诗词，藏砚颇多，家有笛在月明楼为藏砚之室。沈汝瑾藏砚规模大，端、歙、姚绿、澄泥俱有，不但砚质佳，形制工，诗画兼备，且多自作铭记，也有翁同龢、萧蜕等书画名家所作，并请吴昌硕书，赵石（1874－1933，江苏常熟人，初名鸿，字石农。后改号“古泥”。晚年号石道人、泥道人）刻。吴昌硕书风苍劲郁勃，古拙浑厚，施之砚上，顿开前人未有之境，也成为沈氏存砚的最大特色。而赵石在沈家三年中，读书诵诗、学书习画、鉴别古物，大补印外之功。期间，为沈石友所藏一百多方端砚刻铭，拓成《沈氏砚林》四卷，被艺林视为珍品。沈石友所藏的158方名砚，1925年后被沈氏后人售于日本画家桥本关雪，桥氏去世后，这些砚散出，其中部分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故留下的沈氏藏砚绝少，收藏界称之谓砚中之“石渠宝笈”。
真正将常熟砚刻技艺发扬光大的是民国时期海派砚雕开山之祖、近现代制砚第一人陈端友，因此也可以说他是常熟砚刻工艺的开创者和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成长发展都离不开上海砚刻。
上海砚刻始于明代。20世纪初，上海出现了不少雕刻碑版的店铺，同时，也有刻砚出售。著名砚刻艺人张太平，在沪开碑帖店，经营碑帖和砚刻产品，其中以陈端友砚刻技艺出众。上海砚刻最初是由个体作坊以自产自销的方式销售。20年代后，大都由文物古玩商向艺人收购后转售。50年代，主要作为国家文物、展览会展品和高档礼品，基本上不出售。80年代，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的砚刻有少量向前来参观的旅游者出售。早期上海砚刻的制作工艺较简单，大都是在砚的边缘部分或墨池上部刻些简单的花边或几何图案。后由于陈端友等砚刻艺人在继承中国传统的砖刻石雕和金石篆刻技艺的基础上，吸取了西洋雕刻的某些表现手法，形成了一套以写实为特点的雕刻手法，成为现代上海砚刻的主要制作工艺。
下面说说常熟砚刻工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陈端友。
陈端友，现代著名制砚家（1892-1959），名介，字介持。江苏常熟县王市镇人。早年清苦，年幼不得入学，至13岁才入私塾读书，15岁父亲去世，不得已辍学，随其母亲、姐姐到无锡投亲。光绪三十三年（1907）靠他伯父的关系进“问古斋裱画铺”当学徒，师从扬州著名琢砚能手“问古斋”主人张太平。张太平是碑版雕刻的能手，陈端友在他的指点下，技艺大增。民国元年（1912）他随张氏来上海，设店铺制砚，1912年张太平去世。民国6年（1917）陈端友参加“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结识名画家吴昌硕、熊松泉、商笙泊、贺天健、张石园等，并从山阴董叔为师。陈氏制砚能融合中国绘画传统技巧、章法于刻砚艺术。模仿自然形象，并能别出心意，成为现代制砚巨擘。1953年他任上海文史馆馆员，华东艺专工艺研究员。
陈端友从小酷爱雕刻艺术，专门从事砚刻的研究，并结识吴昌硕等书画名家，得到过吴的鼓励。由于他刻苦钻研并吸收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养料，陈端友刻砚取材广泛，摹写传神，无论是瓜果鱼虫、竹节、松岩等都能在他手下得到真实的体现。他一意创新，不以仿古为目标，创作态度严肃认真，从不轻易提刀，所刻之物都要经过再三琢磨方才动手，往往一砚之成，长达数年之久、其一生刻砚不多，但每刻一方必充分构思，精心奏刀，绝无漫不经心的作品。在跨越了一个世纪的今天，其作品仍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在砚雕领域里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和丰富的财富。现藏上海博物馆的陈端友传世名作“九龟荷叶端砚”，砚面为一荷池，刻有9只小龟，或戏泳于荷塘蓬叶之中，或栖于败叶之上，或藏叶底，有的探头，有的露尾，给晚秋残荷平添无限生机。陈端友先生的艺术风格总体来看属于仿真类。受清代追求华丽、精细之风的影响，陈氏雕刻精细写实，宛若真物，其写实的功力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极致，作品雅俗共赏。陈端友还注重砚盒的制作、印纽的雕琢，并能修补旧砚。他一生刻砚50余方，其中4方流落日本，其余绝大部分已由上海博物馆收藏。1981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陈端友刻砚艺术》一书，介绍上海博物馆所藏他的作品33件。
陈端友有弟子无锡人张景安，现代工艺家，曾名张铭，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会员。1956年进上海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砚刻研究和创作。早年在古玩店当学徒，师从艺人张文彬刻砚，后拜陈端友为师，得其精华。数十年来潜心刻砚，见闻广博，揣摩历代名家刻砚，吸收众家长处。作品刀法圆润，造型生动逼真，刻工精致。代表作有桃砚、松云砚、蚕砚、旭日东升砚、鲁迅砚等。作品曾被上海博物馆和上海美协收藏。
而如今常熟制砚技艺最杰出且唯一的传人则是王介玉。
王介玉，男，汉族，江苏常熟人，曾用名王旭，一九四一年出生在常熟吴市镇，生长在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祖父王天任曾任过常熟市教育局局长、中央大学教授（常熟县志有记载）。从小在外曾祖父薛敦甫（常熟市近代著名画家）的熏陶下学画、练字和篆刻，为他日后刻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九五六年入虞光中学，一九五八年入南昌航空技工学校学习，一九六零年参加工作，分配到西安市国防部试飞研究所工作。在此期间曾是西安市篆刻协会委员。一九七六年调回常熟故乡，先后在常熟市电讯厂、碧溪中学、常熟市花木公司任职。一九九六年在常熟市供销职工中等专科学校任办公室主任，退休直至至今。曾任常熟市园林协会理事，现是常熟市民间艺术家协会委员，江苏省民间艺术家协会委员，主要从事刻砚。
王介玉初涉刻砚，即有一个目标，定位要高，人品要好。当他了解陈端友的业绩和身世后，深深打动了他的心，他决定以这位同乡艺术大师为表率，拜他为师，立志去追求一生。因此，王介玉广泛收集陈端友的作品资料、图片，寻访陈端友的经历，参观陈端友刻砚真迹。从八十年代开始收集旧砚和老砚坯，都以端石为主（尊师以端石为友），然后根据材料的不同形状和色泽仿制了陈端友系列作品20多方，占其数量的五分之一。其中包括卣池砚、卣砚、蕉叶砚、太平有象砚、瑞兽砚等等。王介玉严格庵陈端友的艺术构思来选材造型，遵循其刀法、磨工，逐步谙其精髓，得其神韵，以致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境地。难怪曹寿铭老先生看到他仿制的陈端友砚台后，欣然提笔为其题字“介玉制砚，端友再生”，这是对他的鼓励，王介玉不愧为陈端友的一个“私淑弟子”。
刻砚非但要有娴熟的技艺，还要有细心和耐心的性格。在刻砚的道路上，王介玉付出了大量心血，一砚之成常常达数月之久。为了寻找高质量的砚坯，古玩市场是他常去光顾的地方，不但在常熟，还到苏州等地广交砚友，收集信息，托人在北京代购砚坯等等，在经济上的投入也不少。为了积累知识，拓宽视野，他广集资料，现有二十多册砚谱，作为借鉴。他特别留心有价值的资料，铭记心中，他知道只有勤奋学习才能使自己知识丰富多彩，日后方可厚积薄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满足雕刻不同线条的需要，他自制各式各样的刀具，以保证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为了利用点滴时间和灵感的及时发挥，王介玉将作品安排在自己的卧室。除了白天有规律的操作，有时凌晨三、四点钟即伏案工作。刻砚会产生很多石粉，甚至会得肺疾，但为了制砚，他根本不去考虑那么多，他的双手因此变得十分粗糙，冬天开裂。
王介玉甘于清贫，不逐名利，耐得住寂寞，故能心平气和地在砚田上一干就是几十年，无怨无悔。刻砚这一行要不得半点浮躁，一失手会带来很大的麻烦，必须轻手轻脚。他的一位老朋友戏称他为“老王牛”，为此，他也得到了一点收获和心灵上的安慰。他对自己刻制的砚台“舐犊情深”，故不轻易易人，留存之砚有近200方，其中有140多方是其亲手制作的，另外60余方则是他收藏的，足以举办个人展览，让常熟人民再睹陈端友制砚的光彩。
王介玉今年已七十古稀，刻砚整整有三十多年。在这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体会了刻砚必须要继承。所谓继承就是对过去名人所制的砚要研究、推敲。刻砚特别注重材质，对材质要有认识，哪个旧？哪个坑？清代苏州刻砚名家顾二娘，非良材不刻，说明了对质的要求很严。王介玉仿制顾二娘的筛子砚，选择良材，效果很好，可以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不论仿任何一方古砚，都应该做到不走样，这就是继承，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去创新才有意义。例如他看到明代陈洪绶的一幅蛇龟图，觉得很好，就把他搬到砚台上来；在古砚中用阴文刻制兰亭序的较多，王介玉也刻有一方，但另一方就尝试用阳文刻制，在刻砚中如此多字刻成阳文是很少见的，也算是一种创新；为了庆祝建国六十周年，他整整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刻了一方“东方巨龙，祖国万岁”端砚，所用之材是白端，十分珍贵，而且铭文采用篆刻印章，这也是一种创新。
（三）基本特征
陈端友先生为代表的常熟砚刻技艺的艺术风格总体来看属于仿真类。受清代追求华丽、精细之风的影响，雕刻精细写实，宛若真物，其写实的功力可以说达到了一个极致。以造型雅朴，刀法刚健著称，其雕刻技法在继承砖刻石雕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金石雕刻等其他艺术的精华，运用深、浅雕相结合的方法，使作品富有立体感，雅俗共赏。陈善于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创作素材，大至海天寥廓、旭日初升，小到竹节、香菇的生长，螺、蝉、鱼、龟的活动，无不仔细入微地观察，然后因材施艺，刻于各种砚石之上。其代表作有“竹节端砚”、“枯竹澄泥砚”、“毛笋端砚”、“蚕桑端砚”和“古钱端砚”等，均以十分精致的刀法刻出各种不同质感的砚刻佳作，开创了现代上海砚刻的写实流派。
作为常熟砚刻的最杰出代表，陈氏制砚的特征基本上代表了常熟砚刻技艺的基本特征。常熟砚刻技艺当今传承人王介玉，刻砚以端石为主，然后根据材料的不同形状和色泽仿制陈端友系列作品以及苏州顾二娘部分作品。王介玉严格按照陈端友、顾二娘的艺术构思来选材造型，遵循其刀法、磨工，逐步谙其精髓，得其神韵。他不仅善于仿制，也善于创新。在题材上，他不仅仿历代名砚，而且善于从书画作品等方面寻找内容。例如他看到明代陈洪绶的一幅蛇龟图，就把他搬到砚台上来；在古砚中用阴文刻制兰亭序的较多，他就尝试用阳文刻制；在铭文等方面部分采用篆刻印章形式，这也是一种创新。
（四）主要价值
1、实用价值。砚台是我国传统的文房四宝之一，千百年来为传播中华文明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国书法的工具和材料基本上是由笔、墨、纸、砚来构成的，它们是文人书房中必备的四件宝贝。因为中国古代文人基本上都是或能书，或能画，或既能书又能画的，是离不开笔墨纸砚这四件宝贝的，因为墨须加水发磨始能调用，而发墨之石刑则是砚。
2、文化艺术价值及收藏交流价值。砚，集书法、绘画、雕刻诸艺术为一体，特有的色调和造型，加之浑然天工的巧琢，以其庄重与风雅，成为“四宝”之首。文人学子在案头陈放一砚，在书写作画时一边慢慢地研磨，似乎可以得到无限的创作灵感。随着社会的发展，书写工具现代化，砚台的实用性越来越被艺术观赏性所取代，但无论砚台功能怎样变化，历代文人雅士对其钟爱始终不渝，尤其是名家之作的砚台，更以它天生丽质和精湛的雕刻艺术而名扬海内外。它们成为人们的观赏品、收藏品，并且开始在各大文物拍卖行情中逐渐成为一支不可忽略的重要力量。
3、文史价值、学术研究价值。历朝砚台，以其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质地，不同的种类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构成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砚史。砚台上的砚铭等信息往往也能反映出一些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重要信息。同时它也是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朵奇葩，值得学习、研究、探索。
（五）生存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令人欣喜的是，常熟砚刻技艺传人王介玉藏200多方砚台，基本上未有作品流传出去，保存完好，体系清晰，流传有序。所有藏砚、刻砚均有照片，共计3册，建立了初步的档案；2005年，曾经拍摄了《民间工艺系列报道》专题片，对其砚刻技艺进行了报道。
然而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一直以来社会不够重视非物质文物遗产及传承人，当地藏砚、刻砚作品未能得到有效宣传与出版与推广；对常熟刻砚、藏砚的家底没有摸清楚，缺乏这方面的认识，更谈不上有效保护；传承人王介玉今年已经70岁，但是他的技艺未有人能很好地继承，因此可以说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出于濒危的边缘；因为缺乏重视，在保护上的资金投入也比较少，因此需要制定详细的保护计划和资金投入计划，并尽快实施；缺少对目前常熟砚刻技艺传承人王介玉生活上的关心和爱护。
（六）、保护计划
1、建立完整的藏品档案，对王介玉等常熟砚台收藏爱好者的作品进行登记建档，建立电子文本。
2、关心传承人的生活，加强传承人的保护和传承人的培养，以王介玉为基础，培养一批有志于发扬常熟砚刻工艺的传承力量和队伍，复兴常熟传统手工工艺。
3、开展砚刻藏品交流会，定期举办砚刻作品展览、学术研究活动，提高常熟砚刻技艺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知名度。
4、利用报社、电台、互联网、《常熟文博》杂志等新闻媒体，对常熟砚刻技艺及其传人进行宣传报道，扩大影响力。
5、汇编常熟砚刻作品及砚刻藏品，出版《常熟砚刻作品集》、《常熟藏砚作品集》等出版物。
6、充分发挥责任保护单位——常熟博物馆的功能左右，组织学校、社会各界参观学习，提高常熟士民对砚刻技艺的了解，培养市民良好的审美情操和对常熟传工艺的热爱。
保护的五年计划：2011年，举办常熟博物馆藏砚展览，出版《王介玉藏砚》；2012年，举办王介玉刻砚艺术展览出版《王介玉刻砚艺术》；2013年，将王介玉先生藏砚、刻砚作品拍摄专题片、建立电子文档等，出版《常熟博物馆藏砚》；联合上海博物馆举办陈端友刻砚艺术展览；2014，出版《常熟藏砚》举办常熟藏砚方面的展览；2015，出版《常熟刻砚艺术》，编制出版《陈端友刻砚艺术》，培养常熟刻砚方面的传承人。
制砚是一门学问很深的技艺，砚是文房四宝之首，需要人读书、写字、近墨、捉刀、作画、练技，将书法、绘画、篆刻等文化要素融合起来才能举文而玩，进而达到“游于意”之境界。手工制砚是一种非物质的文化艺术，它深受人民群众的喜爱，更是受到收藏界的追捧。但在机械发达的今天，它也正面临着一种冲击，艰苦的操作、清贫的收益、传人的断代，给这种技艺的继承增加了难度。
借此机会，我们呼吁保护优秀的作品，爱护常熟手工制砚的高手，重视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关心他们的一切，一定要让这朵民族工艺、民间艺术在全社会关怀下得到更好的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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